乡愁是时代变革大潮中的产物，也是人们的民族文化心理对传统文化不断反思之后的心灵向往。10年前，我想为我的籍贯地编一本村志，但是苦于我们这个村既没有传续的村志，也没有我们村吴姓的这个主要姓氏的家谱。至于有明确记载朝代、事件、人物的资料，我一时也没有搜集到。何况，当时我还在职场晕头转向，因此，始终难以下笔开张。

好在和我同处一地工作的一位小同乡，得知我的意愿后，便积极努力参加。他叫吴鹏程，时年20多岁，在文物单位工作。虽然个子不高，但志在高远；虽然学的不是文科，但他喜欢文史、爱岗敬业；虽然家境窘促，但却历练出一股吃苦耐劳的精神，所谓寒门出贵子也。

在我们村唯一能称道的传说，就是1930年卫聚贤先生的一次考古发掘。卫聚贤是我们邻村北吴村人。当年考古发掘时是南京国民政府古物保存所所长。他在对我们村考古发掘的报告中，认为是“汉汾阴后土祠”的遗址，并且把报告发表在全国性的刊物上，大肆宣扬。这些具体情况，当时我也不甚了了，只是就事论事和吴鹏程交流过。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过了一段时间，他在电话中欣喜地告诉我，找到了卫老当时在我们村考古发掘的相关资料。我听说后，也如获至宝。一为我们村80多年前就曾有过比较庞大的国家级的考古事件而骄傲，二为2000多年前，我们村即建有规模宏大的祭祀建筑群而自豪。卫聚贤的伟大，使我感到：考古学不仅关乎死亡和过去，也关乎生存和未来。而这些有根有据的资料，就是吴鹏程在淹没于80年前的文本瀚海中打捞找见的。而那个时期的宫廷早已改朝换代，当事人卫聚贤也早已沦落到香港、台湾，并于1989年在台北谢世。试想，这些资料的寻找是何其难啊。这些资料包括，卫聚贤《汉汾阴后土祠遗址的发现》、卫聚贤《汉汾阴后土祠》、董光忠《山西万泉县阎子疙瘩（即汉汾阴后土祠）之发掘》、张蔚然《遗址附近之地形及地质》等。这不但是我们编写村志的有力佐证，而且对当代考古工作者也提供了学习的范本。

我始终认为，黄河中下游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硅谷，每一个村庄的历史长度应该约等于华夏历史的长度，每一个村庄的文明高度也应该攀岩于华夏文明的高度。这次寻找资料的成果诚然重大，但对村志编写也仅是一个朝代的印记，还有大量的朝代、历史和文化有待识别和鉴定。不然，我们村的历史线条还是衔接不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也是这一年，吴鹏程约请太原市考古所副所长、研究员常一民先生一同回家乡，到运城又联系上运城市文物局副局长、研究员李百勤先生，到我们村进行田野调查。这次调查表对我们村来说，也是收获颇丰。首先是在村子西边临沟靠山的地方，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陶器碎片，专家认为这应该都是居民生活用品；其次在去西沟路边的悬崖上，发现了秦朝规制的墓葬，这就说明秦朝时期这里就有了村庄；第三，他们又到卫聚贤考古遗址凭吊，根据地形地貌和古时风水逻辑关系判断，在民国考古发掘现场的东边，应该是当时汉汾阴后土祠的生活区。这个判断使多年来行于斯、思于斯的我豁然开朗。怪不得这些地块长期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风高月黑时，盗墓者接连不断。有些被村民发现而逃跑，大多是盗挖之后，留下大小不同的盗洞，害得村民不能正常的浇地漫灌。另外，加上卫聚贤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田野调查时在我们村周边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这样，我们村的历史文脉，就粗线条地勾勒出来了。这都是吴鹏程这个不满30岁的年轻人的功德。这种作为不是靠经济实力或社会影响就能挖掘和缔造的，而非对故乡的挚爱或对文化的执着所不能为。

编村史，实际就是写一个村一代人一代人的历史。我们村现在的住户，主要是吴姓具多，可吴姓只知道是从本县通爱村迁户过来的，至于是二百年、三百年，抑或更早，就没有依据了。这对于我们后辈来说，无疑应是数典忘祖。于是，我给了吴鹏程一些路费，委托他利用休假时间回村里进行文化普查，看能否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好自圆其说。他回家后，还确实找到一些实证物证。我们立户祖先的墓碑，是嘉庆五年合户镌立的，到现在也才200余年。合户镌立墓碑之前，准确的迁徙时间是什么年代，他还找到两块碑，一块是《吴姓世袭碑》，一块是《开路记》的碑。这两块碑都是乾隆年间所立，但到现在也不足300年。再往前，又无物证。原想在村中大庙的修缮中找到根据，但因明末清初风格的大庙，历经康熙甲申、乾隆丙子、民国九年的翻修，加上战乱和社会变革，已经找不到肇始时的梁脊板或碑刻的记载。后来鹏程又追根溯源，栉风沐雨的跑到通爱村查家谱、看碑记。由于仍然没有找到明确的记载，他又几次和通爱村的乡贤以及吴姓在外工作人员沟通、讨论，终于有了个基本共识。大约是明中、后期吴姓一支由通爱迁徙于西杜。由于历史烟云的扑朔迷离，加上我们还没有能力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吴鹏程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无论如何，在各位的潜心工作、特别是在吴鹏程的努力下，我的村史编撰总算以村级水平，于2014年编辑出版了。但由于各种原因，仍留有很多遗憾，有些是历史局限，有些属编者水平。这些都只能留给后人评说，更有待于后人不懈的编修完善。可有些事情确实是得来全不费工夫。2018年11月，我们村一位老人去世，仍然是在卫聚贤老先生1930年的考古发掘地打墓时，偶然发现了一件基本完整的陶器。主家的孩子和吴鹏程是同学发小，就把发掘物陶器照成照片发给吴鹏程。这时的吴鹏程已经30多岁了，在文物单位工作也10来年，成为业务骨干，而且他也有了比较广泛的专业人脉平台。试想他在得到这些照片时，应该是多么的兴奋和激动。给我打电话自不必说，同时也将照片发给太原市、运城市文物部门的专家，还特别请教了省考古所陶器研究专家。认识比较一致的年代，应该是殷商到西周过渡时期，名称可暂定为“西周绳纹蹄足鬲形陶鼎”，至于准确的年代、准确的名称已经不是我的关注点，而足以令我陶醉的是我们村从新石器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人类活动的空白已被村人无意的挖掘和吴鹏程有心的沟通斡旋给填补了。这和中华断代史的研究来相比，对于我们村来说也应该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当然，这也足以说明吴鹏程是在积极向专业人才的成熟不断努力。

自从我们村的《史志简编》出版以后，吴鹏程便立足于我们村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姓氏源流等开始研究。几年来，在工作之余，他撰写了《西杜吴姓源流考记》《考古大家卫聚贤》《回乡访贤读孤山》《记卫聚贤在山西万泉西杜村汉代遗址的发掘》《卫聚贤与万泉县西杜村汉代遗址之发掘》等文章，在全国专业报刊发表，收到业内人士广泛关注。当然他还有很多专业成果，恕不在这个主题文章里叙述。同时，他还以诗词曲赋和书法美术的赏识濡染，来修炼提升自己。并广交知识界朋友，积极参加各种文化活动，不断形成和增强自己的学术气场。平时，他也经常给我提供各种文化信息，互相沟通本乡本村历史文化的新发现和对村史编写的新认识。一个山里娃俨然正在向专家学者迈进。

一个村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史的微缩史。研究一个村的历史，就是研究中华文明史的一个细胞。弘扬一个村的文化，就是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虽然，我们村的史志简编印出来了，但是一些空白、悬疑和不尽人意的地方还很多，至于期望她的完善和溢美，我们这一代已无可奈何花衰落，只能期待小园香径有人来，吴鹏程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