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个党员。

在我的身边，许多人的父亲也都是党员，似乎没什么特别的。但我还是写下这个题目，因为父亲一辈子都以自己是党员为荣，常常把自己是党员这件事挂在嘴边。

早年的时候，我们还小，在那个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觉得父亲是党员，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常常拍着胸脯对同伴说：“我爹是党员，你爹是不是？”那气魄、那神态，仿佛我就是样板戏里李玉和、杨子荣那样的大人物，每到这时同伴们就会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毕恭毕敬且唯唯诺诺的样子。

但母亲常常不以为然，党员就党员吧，何必老在人前炫耀。母亲曾给我们讲，我和哥哥出生的时候，父亲母亲都在太钢当工人，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压缩城市人口，号召共产党员要带头。父亲没有跟母亲商量就在车间带头写了申请，自愿要求回农村。于是，父亲母亲双双丢了工作，带着孩子们回到饥荒遍地的农村。母亲说，我们的姑姑、姑父那时软磨硬拖，死活不回农村，所以他们一家就留在了大城市，我们两家的处境就变得天差地别。一家生活在大城市吃着商品粮，住着公家的房子，每月还有工资花；而另一家就是我们家，则必须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风吹日晒，忍饥挨饿，苦苦挣扎。但是，父亲并没有因此而有一丝后悔：“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共产党员不为国家分忧，谁为国家分忧！”

父亲上边有六个哥哥姐姐，他排行老七。父亲九岁时便没了娘，那时他的哥哥、姐姐都已成了家，他成了没人疼没人亲的孩子。好不容易盼到解放，父亲才念了一年补习班，就在太钢当了工人，入了党，成了家。原本爷爷在去世前给父亲留了一处小院、三间老房子，可当父亲母亲背着大包小包回到农村时，好赌的大伯居然在小院子正中不偏不倚盖了三间新房，把后边的老房子堵了个严严实实。母亲一看就不乐意了，这算哪门子事啊！就连村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邻居们都看不过去了，父亲却说：“他们是我大哥大嫂，老话说长兄比父，事情已经这样了，咱是党员，还能和哥嫂计较个啥。”

我们一家只好暂住在那三间暗无天日的黑屋子里，整整两年零三天！这期间，父亲东跑西颠、多方求告，在村外边申请了一小块地基，用夫妻几年当工人积攒的几个小钱，盖起了五间土坯房，出门就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东边还有一个小水塘。每年夏秋之际，山上洪水下来，水塘灌满了洪水，蚊子叮、虫子咬，蛤蟆叫个不停。母亲忍无可忍，常常絮叨。父亲却像没事一样，“嗨，咱这么大个人，还怕苍蝇蚊子？”

父亲是党员，还是从大城市回来的，思想积极，大队就让他当民兵干部，当保田员。于是，在秋天庄稼成熟的时候，父亲带着一帮年轻人在地里巡查，在各个村口把门，专门逮那些顺手牵羊拔个萝卜、掰穗玉茭的社员。那时，人们饿得慌了，随手弄点小东西也免不了。对此，其他保田员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父亲却两眼瞪得溜圆，一抓一个正着。被逮住的人要上大队的广播，还要开批判会。于是，村里的大人小孩儿就很讨嫌父亲。母亲觉得在外边没面子，说他一根筋，说他傻。但父亲却说：“我是党员，我就见不得这些损害集体利益的人。”

那一年冬天，父亲到海南岛搞杂交高粱制种，一走半年。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五个，最大的12岁，最小的一岁，忍受着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白眼。一天深夜，听得一声忽哨，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有人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砖头瓦块像雨点一样砸到房顶上、院子里。母亲把我们紧紧搂在怀里。忽听院子里噼啪一声，醋缸被砸碎了。母亲说，“别怕，有妈呢。这都是你爹平日惹下人了，人家的孩子们报复来了。”

后来，母亲和父亲说起这事，父亲说：“你以为党员是那么的好当的？”

再后来，父亲老了，还是好管“闲事”，还是遇到看不惯的事情喜欢出个头，但渐渐学会了灵活与圆通，不再那么拗。村里人也不再那么讨嫌他了，都说，“你父亲其实是个好老头儿。”

2006年的时候，父亲病了。医生说气管漏了，不让他吃东西。父亲拿一个苹果，非要让我们吃，“你们吃，你们吃啊，我好想看着你们吃。”

那时，我看见父亲好慈祥，好可亲。

于是，我理解了党员父亲的一生。

（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