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时候，我回到老家，很想看看那道路边、渠沟沿一排排高大挺拔的杨树。然而，让我失望的是，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看见有稀稀落落的老人或妇女在播种，远处一辆拖拉机冒着青烟在突突突地翻着土地，但心中的那一排排杨树却不见了，只有远远近近几棵老树还在可怜地守望着脚下的土地和农人。

这风景很不好看。土地裸露着，只稀稀疏疏地长着一些小草和几棵老树，就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老人那缺苗断垅的额头。

记得还在我戴着红领巾的时候，我们扛着铁锹、提着水桶，列着整齐的队伍，在老师的引领下，班长喊着“一二一、一二一”，兴高采烈地来到田野上，有的挖树窝，有的栽树苗，有的给新栽的树苗浇水。记得那时天很蓝，云很白。老师说，这树长大了，能挡风沙，能守护庄稼，农民伯伯还可以在树下乘凉呢。

每年春天，我们都要参加这样的劳动。在我们一天天长大的时候，小树也在长大。每次来到小树边，看着小树一圈一圈长粗长高，看着小手掌一样的树叶在风中摇曳，我们的心中就出现了一幅美丽的画卷：笔直的道路两旁，高大的杨树手挽着手；清凌凌的渠水倒映着杨树的影子，绿油油的良田温顺地躺在杨树的怀抱里……

在杨树渐渐长高长大的时候，我仅仅是为了一份“正式”工作，离开了老家，离开了心爱的杨树，来到数百里外的煤矿，当了一名挖煤的工人。

说实话，煤矿工人是很辛苦的，每天要下到几百米深的地下，在暗无天日的工作面挖煤、打巷道。那时机械化程度低，基本上靠人工扛木柱、抬设备、攉煤，不光受苦受累，而且还不怎么安全，时不时地发生人身伤亡事故。说起来当了个国家的“正式工”，实际还不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呢。每逢这时，我就特别想家，想年迈的父母亲，想儿时蔚蓝的天空、悠闲的白云，也想我们栽下的那一排排小杨树。

于是，我在那一年的夏天，回到了“阔别”一年不到的老家。下了火车，我提着简单的行李，行走在熟悉的乡间小路上。那杨树整齐地站立在小路旁，宽宽的树叶在风中轻轻的摇摆，像是欢迎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我贪婪地呼吸着掺杂了各种花草气息的熟悉的空气，朝远处望去，一排排碗口粗细的杨树，昂首挺立在地塄上、渠沟边，把老家的土地分割成或长方或正方的一个又一个小块，忠诚地守护着那一片片绿油油的玉米或者高粱或者谷子。

我寻寻觅觅地来到一座小桥边，向左走三步，看到了那棵与同伴相比不算很强壮的杨树。我抚摸着她细腻光滑的树干，看着她茂密的树叶，回想着早已逝去的往事。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火红的太阳刚刚从东山上升起来，我们的常老师领着我们来到这座小桥边，讲了植树的要领，按小组分了任务。我和同桌福良同学从老师那里领了小树苗，在同学挖好的树坑里，一个人把着树苗，一个人填土，小心翼翼的栽下这棵小树，然后抬起小脚把新土踩实了，浇上水。我曾默默地祷告：“小树、小树，你快点长，长大好当解放军。”

以后，我一有时间，就会来到这棵小树旁，看她长得好不好，还会专门给她上点牛粪、浇点水，就是给她吃“偏饭”嘛。

想着以前的事情，我和小树聊起来，小树啊，你过得好吗？我反正过得不咋好，当工人，图名了，每天下井，挖煤，两头不见太阳，受苦了。小树啊，这些话也只能跟你说说，爹妈都不能说的，说了他们会担心的。还是老家好啊，你要好好的，我也要好好的，咱们共勉吧。

天擦黑的时候，我才回到家。老爸老妈很是吃惊，回来也不写个信。又说，坐火车回来的吧？不是这个点啊。我说，我到地里走了走，想看看庄稼了。

以后，我每次回家看望父母，都要顺便看看那一排排的杨树。杨树长得很快，我看一次她们就变一个样，几年光景，就长成大树了。

在我经历着煤矿改革的时候，农村的改革也在进行。大队改成村委会了，生产队解散了，土地包到户了。那一排排守护庄稼的杨树，也随土地分到了农户。我再回去的时候，看到杨树就少了一茬，说是农民打了家具。只见这里那里砍了大树，却不见补上小树。

又过了几年，我回去的时候，杨树又少了很多。一问，老父亲愤愤不平地说：“听说村委会要换届，村长带人连夜砍了卖木材了！”

以后，村委换一茬砍一茬树，反正是杨树倒霉。这不，换了几茬村长，杨树就所剩无几了。

老家还是那个老家，土地还是那些土地，小草依旧从土壤里长出来，农民种上玉米、高粱或者各种蔬菜依旧会绿油油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可渠沟上、到路边那高大挺拔的杨树却不见了。

我老了，可我有儿女，有孙子。杨树老了，被砍掉了，却没有留下子女、留下后代。

望着老家缺少了杨树护卫的田野，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真的老了？

（作者单位：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