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我和《西山煤电》报的缘分，不能不让人想起我曾经十分喜爱的一件大皮袄。

在井口等人车即将下井的时候，身上披一件既崭新又展刮的皮袄，在1982年的煤矿工人眼里，不亚于今天新开一辆宝马或者特斯拉。我那时就有一件这样的大皮袄，曾经吸引了多少羡慕嫉妒的目光啊！

在20世纪80年代初，煤矿工人下井大都穿得破破烂烂，一件棉袄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有的还露着一团一簇白里透着黑的棉花、吊着七长八短花里胡哨的布条。我那时在西铭矿下井，亲眼看见老工人下井的衣服破了，用放炮线一拧，就算完事。真是既不雅观，也不保暖。

一次，回到老家，和娘舅聊天，聊起煤矿工人破破烂烂的工装。老舅说：“这儿正好一件朋友从内蒙捎回来的山羊皮袄，我也不穿，你试试能不能穿。”

于是，他从柜子里翻出一件崭新的白板山羊皮袄。两人推来让去，终于拗不过他。于是，这件白板大皮袄就随我历经车马劳顿来到了矿上。

第二天，当我穿着这件大皮袄来到井口时，立即吸引了来自各个采煤队、掘进队、开拓队、通风队、机电队、运输队黑哥儿们的各种各样不同的眼神。受着这样的目光检阅，我很惬意很自豪很不一般地走向坑口，感觉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的晕。这时，有人在背后捅了我一下，回头一看，是老姜头，我们班里的一个老工人。他伸出大拇指：“小伙子，牛啊！这坑口几百个下井的，你这头一份啊。”

牛啊，咋不牛呢？我一个下井的新工人，平时穿得烂走得慢，放眼望去，哪个不比咱强？穿上一件新皮袄，能满足一下虚荣心，也蛮不错的。再说，这大皮袄到了井下也挺实惠的。大巷里，冷风嗖嗖地吹，别人冷得瑟瑟发抖，咱大皮袄身上一裹，那个舒服啊！到了工作面，干活儿累了小憩的时候，小弟兄们围拢在一起，一个个冷得上牙和下牙闹意见，咱抱着大皮袄，在大伙儿嫉妒羡慕恨的眼神中，不多一会儿就朦朦胧胧进入了梦乡。

事情就是这样，乐极了，就可能要生悲啊。这件心爱的大皮袄，我还没过足赢呢，就在井下，竟然不翼而飞了！那天早班，工作面干活儿，我把大皮袄叠一叠，放在溜子头，就进了工作面。这一个班，攉煤、打柱子、顶溜子，好一通忙乎。终于干完了活儿，我到溜子头一看啊，当下就蒙了。别人长长短短、龇牙咧嘴的棉袄都在，唯我的那件十分显眼的大皮袄不见了！我问遍了班里所有人，没人知道大皮袄去了哪里。

我的心情一下子跌入深谷。一连几天，上班没精打采，走路魂不守舍，吃饭没滋没味。唉，真是懊恼极了，心疼极了。

心里有气，没处排解。怎么办呢？找是肯定找不回来了。干脆，我就拿这个事，写篇文章，挣点稿费安慰安慰自己呗。

下了班，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了篇一千多字的小小说。听说西山五中有个南开大学毕业的赵克诚老师，文学造诣很高。我约了好友边树堂，满心忐忑地来到赵老师家，希望得到高人指点。第一次登门造访，没想到赵老师特别热情地接待了我俩，不仅认真地看了我的稿子，还主动提出要推荐给《西山矿报》副刊编辑明祥老师。时隔四十多年，至今每每回想起来，我都会被赵老师当年提携、帮助此前并不认识的晚辈的情谊所感动。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十多天后，《西山矿报》的明祥老师居然通过赵老师传话给我，看我哪天有时间到报社一趟，说说稿子的事。

迫不及待的我，第二天就匆匆来到编辑部。明祥老师完全没有编辑老师的架子，还给我倒了杯水；“你就是常培亮啊，稿子写得不错，有几个地方我们探讨一下。我可有言在先，只是个人看法，你完全可以按照你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做一些修改。”

于是，我们除了稿子，还聊了些别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居然和明祥老师聊起了山药蛋派、荷花淀派，聊起了赵树理的乡土气息、孙犁的简约风格等等。直到到现在，我还为自己当时对文学的一知半解和粗浅卖弄感到脸红，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以后成为亦师亦友很要好的兄弟。

不久，在明祥老师的帮助下，我的小小说处女作《一件大皮袄》，在《西山矿报》墨玉文学副刊发表，记得发表时还配发了200多字的短评。

那件心爱的的大皮袄虽然丢失了，但却引出了我和赵克诚老师、明祥老师几十年的师生情谊，引出了我和《西山煤电》报（原名《西山矿报》）的缘分，更成全了我《西山煤电》报三十年的编辑记者生涯。

这段回忆，让我想起了一句很有名的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作者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