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开始写信了。

父亲虽然有文化，但平常工作太忙，根本顾不上写信；母亲是文盲，尽管解放后参加过扫盲培训班，但也就认识几个字而已。于是，我这个家里的老大，就让母亲赶着鸭子上架，拿起笔给河北高碑店的姥姥家写开信了，那时是1958年。

最初的通信对象就是我姥爷和我老舅。我们那里把最小的舅舅叫老舅，还有最小的叔叔叫老叔，以此类推，还有老姑、老姨。给老家去信，内容主要是问候一下，报报平安，每封信的开头第一句都是“您们近来都好吧，我们很想念你们……”然后汇报一下这儿的情况，父亲每天骑车上班，妈妈也到街道工厂打临时工啦，老大老二上几年级啦，等等。记得当时已八十多岁的姥爷回信，都是竖排写成的，从左至右。内容更有意思，永远是“外甥小君见字，来信收到，放心。高碑店目前市场，白面多钱一斤，玉米面多钱，大白菜多钱，白萝卜多钱……”落款是“姥爷八十一岁，月日”。完全格式化！每次收到他老人家的回信，使远在太原的我们就对高碑店的农贸市场有个差不多的了解。老舅一来信就是打听你们那儿有招工的吗，他想从农村老家出来，到大城市闯荡闯荡。

那时候条件有限，上小学的孩子哪有钢笔，那是奢侈品，所以写信基本上都是用蘸笔写。自己配的墨水，写的字有粗有细，浓淡不一。记得有一次我用红墨水给老舅写了一封信，老舅回信批评了我一顿，说，用红墨水给人写信不礼貌，绝交的信才用红墨水写呢，吓得我赶紧用蓝墨水又给他写了封回信，承认了不对。

六十年代初，老舅独自闯天下，成为一名石油工人，先后在辽宁、宁夏、陕西工作，后来转战到天津大港油田落脚，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他给我的来信也由家常话的问候，增加了好好学“毛选”、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之类的嘱咐与教诲。我想这和他从事石油战线的工作分不开，当时全国不都在“工业学大庆”嘛。老舅退休前领导照顾他在场门口看门房，他铁面无私、严格把关，任何人休想从场里带走哪怕一个水泥纸袋。老舅的大儿子长大后子承父业，也当了一名石油工人，长年在陕北油田的钻井队野外作业，于是我们表兄弟又接上茬，继续互相通信保持联系至今。

六十年代末，我从学校来到了矿上。有的同学当兵去了东北，单位有同事离矿去了西藏，后来弟弟参军去了新疆库车，儿子、侄女上大学去了上海、秦皇岛，我通信交往的地点也随之扩展，点多面广。矿上采掘队组多，集体宿舍多，人多手杂，我把通信地点设置到我每天用餐的地方“白家庄矿回民食堂”，这地址赫然醒目，独一无二，少数民族！所以收发信件安全可靠，也没人敢随意撕扯信封上的纪念邮票。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个在部队的同学收到我寄去的信，他的战友看到曾奇怪地问他：“你的同学，在矿上食堂工作，当厨师？”弄得我那位老同学哭笑不得。矿机修厂的一个技术员，河北人，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和我关系好。那时，他正在和老家沧州的一位姑娘搞对象，两人异地生活，表达情愫全靠书信往来。为了保密且万无一失，他让对象每次来信都寄到回民食堂给我，再由我转交。当然，虽然信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但我一次也没有打开过，都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人家。

书信的传递拉近了亲朋好友的空间距离，为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架设了桥梁，同时也给日常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些许色彩。尤其是在那情窦初开的青春岁月里，有的信更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遐想与企盼。记得曾经偶然收到一位异性同学的来信，自己躲在小屋里字斟句酌，看了一遍又一遍，那心跳、那激动过了很长时间才平息下来。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如今，写信、寄信、邮筒、邮票，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手机的普及与覆盖，尤其是短信、微信功能的不断更新换代，人们信息的获得更加方便，沟通更加快捷，人与人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家几乎都不再写信了，家里也难得找到几个信封。

在熙熙攘攘的收藏品市场，仍有不少人在关注着纪念邮票、特种邮票和外国邮票，更有人在寻摸当年发行的首日封甚至是普通家信信封。尽管年代已去久远，但人们还是觉得它是珍贵的，是有价值的，因为那上面印刻着时代的密码，留存着人们对美好过往的记忆，还有挥之不去的情怀。

（作者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