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有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翻开《苏东坡新传》，宛如踏上了一条时光隧道，传送回了900多年前的北宋。隧道那端，是一个被岁月尘封的世界，也是一个被无数人传颂的精神高地。苏东坡就在那高地上站着。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学生时代便喜欢苏东坡，喜欢他的豪放、他的情趣、他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他在逆境中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境界。每每读到他坦荡豁达的诗词，总会腾起一种倚剑走天涯的冲动。

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出“千年英雄”（1001年——2000年），全球共有12位，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世界报》认为，苏东坡的从政生涯与他的诗文书画一样，都属于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苏东坡的命运在朝廷和皇帝的心情中摇摆不定，他的人生轨迹如同一条起伏不定的山脉，既有登顶的豪迈，也有坠落的悲凉。他经历过荣耀与不幸，担任过太守，做过皇帝的老师，也曾沦为阶下囚。

苏东坡个性率真耿直，看谁都是可亲可爱，在他眼中无论朋友敌人，皆是好人。不管对谁，他都愿掏出一片赤诚之心。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然而官场之上，高官厚禄、功名利禄之争，怎可能人人都对他投桃报李？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竟是著《梦溪笔谈》的沈括。幸得太皇太后美言与大宋不杀文官的祖制，苏东坡才捡回一条性命。

自踏上仕途，苏东坡几乎与每个当权者都发生过冲突。王安石、吕惠卿掌权时，他是反对新法的尖兵；司马光主政时，本是私交甚笃的好友，却因差役法与免役法的争论，险些遭其排斥；刘挚为相时，更因惧怕苏东坡夺位，发动台谏对其围剿。

苏东坡一生多在贬谪中度过。他在诗中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正是他被贬最远、处境最艰难之处。李一冰笔下的苏东坡“成固欣然，败亦可喜”。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难。在黄州，他将“乌台诗案”的残片收进酒坛，酿成“大江东去”的旷达；在惠州，他蘸着瘴雨写家书，字字皆是“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豁达；在儋州，他教稚子研墨，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的洒脱。他屡遭贬谪，或因宋仁宗一句“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招致庸人妒忌，但究其根本，是因苏东坡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风骨——不投机取巧、不阿谀奉承，更不结党营私。他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与是非心，只对自己的思想见解负责，不向权势低头，亦不掩饰锋芒。

人间何处不巉岩？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不如常想一二。以往我只知苏东坡的豁达，读罢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方知他亦是肉身凡胎：既有不拘一格的快乐，也有凡人的脆弱。太湖孤舟上的投河冲动、乌台狱中见鱼时的彷徨、黄州寒夜的迷惘，乃至儋州海边的绝望——这些被多数传记回避的黑暗时刻，恰恰是理解苏东坡精神涅槃的关键。作者李一冰著此书时，恰因冤狱身陷囹圄，或许正是苏东坡的精神力量支撑他完成了《苏东坡新传》。

书中，我看到了苏东坡的伟大，看到了他与权力对立的勇气与决心。这份勇气源自他深厚的学识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气。二者结合，铸就了他“薄富贵，藐生死”的大丈夫气概。古往今来，幸福与伟大常难两全，苏东坡的仕途悲剧，几乎是命运的安排。他的一生与诬陷、诽谤、迫害纠缠，却在苦难中不断寻找自愈之法，如同搜寻药方般勤勉。他的文字是纾解心疾的良药，也使他成为烦恼时代里乐观的象征——既让低谷者学习他的豁达，亦让幸福者对苦难者心生敬意。

李一冰在书中写道：“苏轼的生命中，天赋一腔迈往之气，一副热烈心肠，再经后天儒学者的严格训练，两者统合起来，成就为一个抱负非凡、才气纵横的知识分子。他那胸襟浩荡而正气凛然的人格，随时随地发出灼灼的光芒，照耀在人们的面前。”（作者单位：新闻中心）